上 景山门启鳣帏成,均又新,弦诵一堂春。 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 数分科,有东西秘文; 论同堂,尽南北儒珍。 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 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 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吴梅先生所作校歌 1.渊源 论及北京大学渊源,胡适、冯友兰、任继愈、季羡林等几位学术大师都认为:北大历史当从汉代太学算起。季羡林教授在《从太学到北大》里写道:“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将近两千年悠长的历史上,太学和国子监这个传统——我姑名之曰学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断过。……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决无意为北大争正统,争最高学府的荣衔。……但是,我也算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实如此,我不得不如此说尔。”可以说,北京大学传承着中华数千年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统,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 2.清末民初: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校(1898-1916)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9月21日爆发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而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举步维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 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不拘成例,延揽人才,请出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聘请两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大学堂首先举办速成科和预备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后者即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这是中国高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l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设十三学门,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5月3日,民国政府批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出任首任校长。1914年,胡仁源被任命为校长,此时北京大学聚集了黄侃、辜鸿铭、钱玄同、马叙伦、陶孟和、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等知名教授。1916年学校在汉花园(今沙滩)兴建楼房,1918年落成,此即后来成为学校象征的北大红楼。 3.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1917-1927)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l月8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十年,是北大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学说之学府也”,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聘请陈独秀、夏元瑮、王建祖、温宗禹分别出任文、理、法、工科学长,并相继聘请了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以及自学成才的梁漱溟等到校任教,对于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等也用其所长,其余教授如黄节、吴梅、刘文典、陈垣、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康心孚等也均为一代大师;理科和法科则分别方面聘请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和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等知名教授。北大教师队伍人才荟萃,盛极一时。 蔡元培致力于把北大办成以文、理科为重点的综合大学,将商科并入法科、工科归并北洋大学,并于1919年改门为系,全校设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哲学、史学、国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教育学等系。1917年底,创办文、理、法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1921年改组开办研究所国学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18年,创办《北京大学月报》专门刊登师生学术论文,中国大学最早的大学学报。创办音乐研究会(后改为音乐传习所)、画法研究会等,聘请徐悲鸿、刘半农、陈石曾、萧友梅等担任导师,冼星海、吴镜汀、吴伯超等都曾在此就学。作为一所开放性大学,北京大学先后邀请到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等到校讲学。经过改革,北京大学“学风丕振,声誉日隆”,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术成果,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之翘楚。著名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评价蔡元培先生时说:“以一个校长身分, 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 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而外,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此时的北京大学,是全国新思想的中心和汇聚地,是在中国传播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1917年,陈独秀受聘北大,其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随迁北京,并与北大文科结合,迅速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推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北大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1918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社”,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从中成长了一大批现代学术大师,如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毛子水、汪敬熙等。19l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至北京,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宣读北大学生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傅斯年担任游行队伍总指挥,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宣言》在游行途中散发。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在北大会合及毛泽东在北大的工作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命运。1918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全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系统地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开设课程,并组织进步社团,系统阐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于1920年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时期到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等。北京大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重大贡献。 正如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中所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4.蒋梦麟时代的北京大学(1927-1937) 1927-1929年间,北京大学处于动荡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平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北京大学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1930年,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设文、理、法三学院,下设14个学系;实行教授专任制,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特别是理学院延揽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如数学系江泽涵、程毓准以及原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奥斯古德(W.F.Osgood),物理系饶毓泰、吴大猷、朱物华、周同庆,化学系曾昭抡、钱思亮,生物系张景钺,地质系李四光、谢家荣、孙云铸、斯行健、葛利普(A.W.Grabau)等,均为我国现代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使北大理科得到较快发展;制定《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明确办学宗旨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正式设立研究院,推进高等教育的正规化。蒋梦麟还多方筹集资金,1931年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1934年北大动工兴建新的图书馆;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到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以地质系为例,在李四光的主持下,修建了新的地质馆,建立了矿物室、古生物等实验室,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延续并发展了北大地质系的传统优势。蒋梦麟掌校期间,正是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之时,而经过亡校风波的北大却在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蒋梦麟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功不可没。 5.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37-1946)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南迁至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学院,26个系,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全校行政领导机构。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西南联大集合了三校的师资,其阵容在全国首屈一指,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弦歌不辍,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以及90位两院院士,北大研究院毕业生中也走出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国学大师任继愈等杰出学者。“神京复,还燕碣”,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联大三校准备复员北返。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光荣地完成了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创造了我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奇迹。 6.胡适时代的北京大学(1946-1949) 1945年,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到任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北京大学重返红楼,傅斯年代表北大接收日据时期扶植的伪北京大学,日聘教师一律斥退不用,完成了北大复员北平的工作。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此时的北京大学有六个学院: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医学院(院长马文昭)、工学院(院长马大猷),设33个系(其中医学系下设18科)、两个专修科,及独立的文科研究所。胡适校长为北大殚精竭虑,短短几年之间,原有的文、理、法三学院均得到加强,增设的农、医学院跃居全国顶尖,工学院也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胡适先生以其绝高的威望,延揽名师,可谓济济多士,萃集一堂。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选举,北大十位教授入选,位居全国各高校之首(参见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同时胡适还筹划邀请包括钱三强、吴健雄、胡宁、张文裕、张宗燧等九位“极一时之选”的物理学家到北大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九位教授均应允来北大)。此时的北京大学学科设置齐备,实力盛极一时。 然而时局突变,1948年胡适等人离平南迁,由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校务。1963年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遗体覆盖北京大学校旗下葬,遗嘱“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 |